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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谈“学者散文”

1998-08-27 来源:光明日报 袁良骏 我有话说

近年来,“学者散文”走俏,坊间不断有此类著作出版发售。但何谓“学者散文”?主要在两个问题上,夹缠不清:

一是如何分辨一般散文与“学者散文”?所谓一般散文,自然是指叙事、抒情、写景之作。那么,“学者散文”呢?就没有叙事、抒情、写景吗?当然不是。比如,大家公认的“学者散文”大家梁实秋的许多散文,往往叙事、抒情、写景兼而有之。他的代表作《雅舍小品》就很典型。另一“学者散文”大家钱钟书,同样如此。其代表作《魔鬼夜访钱钟书》也很典型。那么,它们和一般散文的区别何在呢?区别就在于它们鲜明的“学者性”。这主要是指:1、较强的知识性(即“知性”)。一般散文(无论抒情、写景还是叙事)都是以情为主,抒情自不必说,叙事亦情中之事,写景亦情中之景,其最高境界乃情事、情景之高度融合。这些散文虽也并不排斥知识性,但它的知识性必须严加控制,必须绝对服从表达感情的需要,而不容以知“害”情。学者散文则反是,它主要不是用来表情,而是用来达意;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、叙事、写景,而是说理和议论。因此,如果说一般散文的艺术效果主要是以情动人,那么,学者散文则主要是以理服人,以知启人。

2、极强的逻辑性。它要靠分析、判断、推理、论证来达到服人、启人的目的。在这些方面,它很像论文。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,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,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,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。

3、幽默风趣,甚至机趣横生。学者散文往往被称为小品文,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。这种幽默风趣,是知者的幽默,知者的风趣,品位比较高雅,绝无那种插科打诨的俗气。

二是如何区别“作家散文”与“学者散文”?

作家有两类:一种是“生活型”作家,一种是“学者型”作家。如绝大多数“知青作家”,靠自学成才,靠丰富的生活积累,走上了作家之路,他们是典型的“生活型”作家。战争年代解放区一些土生土长的作家,如赵树理、康濯、萧也牧等,也是很典型的“生活型”作家。这些“生活型”作家的散文,可以很感人,很精彩,但绝不可能是“学者散文”,因为他们不是学者,一般不具备撰写学者散文的素质。然而,“学者型”作家的散文都是学者散文吗?也未必。比如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李广田等,都是很典型的“学者型”作家,但他们的散文并不都是学者散文。比如朱自清的名篇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等,人们从不以学者散文目之。因为这些散文是很典型的抒情、叙事、写景散文,与作家的“学者型”几无干系。同样的,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作家的很多散文,也都不是学者散文。你能说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、茅盾的《白杨礼赞》等是学者散文吗?!所以,判断“学者型”作家的散文是否“学者散文”,还是要具体分析每篇作品的特点与风格。

“学者散文”与一般散文并不存在上下轩轾,正如散文与小说、诗歌不存在上下轩轾一样。写得好,都可以成为佳作;写不好,则随时可能被淘汰。就“学者散文”而言,还很容易产生一个致命弱点,那就是“掉书袋”,也即不必要地旁征博引,炫耀卖弄,这几乎成了某些“学者散文”的先天性弱点。

中国现代学者散文,曾于抗战期间大放异彩,出现了梁实秋、钱钟书、王了一(力)等大家,他们的《雅舍小品》、《写在人生边上》和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堪称精品。四、五十年代以后,内地的学者散文几成绝响,而在港澳台等地,则颇有发展。香港的柳苏、董桥、梁锡华,澳门的韩牧,台湾的余光中、王鼎钧、琦君等都写了不少佳作。改革开放以来,内地学者散文重展新姿,也出了不少佳作。比较起来内地新起的学者散文尖锐泼辣有余,而知情与幽默稍嫌不足。这,大概与内地学者的知识结构,有较大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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